“重实绩、重基层、重公论”，划定干部成长“路线图”，拟提拔对象群众满意率低于80%“一票否决”，让群众给干部画像，以民意为导向的干部选任新机制把群众变成了干部身边的“组织部长”和“纪委书记”。

“同样是干部选拔任用，陕西紫阳又是怎样改变‘少数人选少数人’的倾向，真正体现民意导向？”《人民日报》3月20日系列评论《以创新思维增活力——我们需要怎样的“改革思维”之六》这样开篇。文章充分肯定紫阳“民意导向的干部选任机制”，而且将其同浙江诸暨的“枫桥经验”、四川成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相提并论。

在此之前，这个位于陕南秦巴山区的小县凭借“民意导向的干部选任新机制”捧回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提名奖。

2011年集中换届以来，紫阳县全面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在干部选拔任用中敢于打破条条框框，大胆推陈出新，不看身份、关系，不论资排辈，在干部选任中实行群众满意率“一票否决”，把决定干部升迁去留的权力最大程度交给群众，从制度和源头上有效解决了“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的问题，逐步形成民意导向的干部选任机制。

划定干部成长“路线图”

在紫阳，每逢干部调整，紫阳广场上就会出现一道别样的景观：南来北往的干部群众聚集在《紫阳县科级干部选拔任用若干规定》公告栏下，对提拔调整人选进行一一对照，大家热烈地议论着，希望选出自己满意的干部。

因为《规定》只有九条内容，县上干部称其为“九条新规”。这个文件，也被当地干部称为全县干部选用的“大文件”。

“把干部选拔任用的标准、要求和程序公之于众，让广大干部群众最大程度参与干部选任，既有利于选准用好人，也更能赢得群众支持。”县委书记王晓江的话，代表了紫阳县委的共识。2012年，新出台的“九条新规”被放大并公示在紫阳广场最显眼的位置。

在文件中，紫阳给全县干部划定了一张清晰的成长“路线图”：县直部门“一把手”原则上从镇党委书记中产生；镇党委书记一般从民主测评靠前、综合素质好的镇长或有乡镇工作经历的优秀县直部门正科级干部中选任；镇长一般由镇人大主席转任或从工作表现优秀、推荐测评靠前的镇和县直部门优秀副职中选拔；镇人大主席一般从镇党委副书记或县直部门科级领导干部中产生；县直部门副职优先从各镇现职科级领导干部中选任。

县农业局纪检组长晏刚林去年6月被提拔为高滩镇人大主席，由副科转为正科。晏刚林因为去年在全县20项重点工作挂职锻炼期间表现优秀而得以提拔。明确的晋升路径让这个“没关系、没背景”，在副科岗位上干了7年的干部对未来充满希望：“只要老实干事，就吃不了亏。”他说，如果按以往“论资排辈”的选任方式，自己这次“希望渺茫”。

“九条新规”还将群众公论作为一条硬杠子加以明确，把干部选任权尽可能交给群众，建立定期民主测评和群众评价，结果向干部“一对一”反馈并作为选拔任用科级领导干部的重要依据。

“公论是什么？是大家来给一个人画像。”王晓江形象地打了个比方，“靠县委常委那么几个人来画像，不一定准确，但几十人、几百人画出的像就准多了。”王晓江随手抽出几份资料，有县直某部门班子成员、下属单位负责人推荐候选干部的测评结果，有全县科级以上领导民主测评排名，还有县民意调查中心季度测评排名。这些，包括目标责任综合考核结果，一起构成干部们的画像，也决定着他们的政治前途。

王晓江坦言，过去也曾有老领导帮人“打招呼”，但都被新规“挡了驾”。这向全县干部传递出一个信息——决定干部升迁去留的权柄在群众手中。干部们意识到，民意测评不靠前，找谁也没有用，最重要的还是干好工作，得到群众认可，自然刹住了“托情”“找门道”的歪风。

群众满意率“一票否决”

听说自己已经成为镇党委副书记人选，当时还是高滩镇副镇长的牟远刚半信半疑：“镇上资历比我老的副职干部有好几位，我又没啥背景，咋会轮到我当副书记呢？”

与牟远刚一样感到意外的，还有年仅30岁的洞河镇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人选谢应波。谢应波是2008年选调生，去年6月全镇范围内举行的“海推”大会中，这个“镇领导班子中最年轻的干部”被高票推荐为镇党委副书记人选，并当场宣布。

县上不具体定干部，只定大盘子，这是紫阳在干部选任推荐环节的一个大胆动作。“县委常委会研究干部主要是定职数和选任条件。”王晓江说，至于具体用谁不用谁，则由群众说了算。

“现场进行无记名投票，当场唱票、计票，公布结果，整个流程公开、公平、公正、透明。”去年5月，县纪委办公室主任吴成刚以监票员的身份参加了紫阳县医院的“海推”大会。他发现，与以往“口头通过”“举手同意”的选举方式不同，这次干部推荐完全由群众“唱主角”——让县医院216名医护人员从两名副院长、60名中层干部中分别推选出1名院长、两名副院长，竞争激烈。经过3轮“厮杀”，当时的副院长蒋伟和眼科主任张海波、理疗科主任刘海涛胜出，分别成为院长、副院长人选。

县公安局从13名基层派出所负责人中“海推”4名正科级干部时，还“杀”出了两匹黑马——当时担任蒿坪派出所所长的董文斌和双安派出所所长的杨荣治。县委组织部干部股股长雷红民全程参与了这次“海推”大会，他说，公安局党委推测可能当选的干部后“内定”了4个人，结果有2人因票数不过半被淘汰，是民意在此起了作用。

“干部干得怎么样，群众最有发言权。”王晓江认为，传统干部考察评价模式，在干部中推荐干部、干部中考察干部，整个程序普通老百姓的意见难以介入，民意考量基本处于空白，可以说是许多干部“唯上不唯下”的根源所在。

有鉴于此，紫阳在干部考察中增加民意调查内容，明确规定凡拟提拔对象群众满意率低于80%的，提拔时实行“一票否决”。去年4月，作为紫阳干部选任工作的“硬杠杠”，这项规定被写入县委二号文件。

“请问包联您家的干部是谁？您对他的工作满意吗？”5月8日，紫阳县社情民意调查中心访问员谢立燕随机拨打了一个号码，进行干部工作满意度调查。

接电话的是斑桃镇新垭村7组村民李尚运，不用谢立燕多做解释，李尚运“轻车熟路”地配合完成了调查——这已是他第二次接到民调中心的电话。去年11月，县发改局副局长吴小刚作为县金融办主任人选接受考察，包括李尚运在内的5个包联户都接到了对吴小刚的群众满意度调查电话。听到民调中心访问员说县上准备将吴小刚提拔为正科级干部，问他是否同意，李尚运毫不犹豫地给出了肯定答复。

李尚运的妻子常年卧病在床，家里的收入全靠他打零工维持，不仅要给妻子治病，还要供孩子们念书，生活的重压让这个不过40出头的汉子早生华发。吴小刚第一次到他家，将干群“连心卡”递到正佝偻着背在灶前烧火的李尚运手中，再三叮嘱：“今后有啥事就给我打电话，咱们以后就是‘亲人’了。”第二天，吴小刚给李尚运送去了一袋大米、一袋白面和两桶油，还特意给3个孩子每人带了一份礼物。

两年来，紫阳先后有37名领导干部因群众满意率低被诫勉谈话或调整职务，3名干部在考察环节被一票否决，5名镇党政正职因测评结果靠后被安排回县直部门担任副职。与此同时，因为工作成绩突出、群众口碑好，测评结果靠前的7名镇党政正职优先提拔使用。

“善解”民意的用人导向

“以前镇领导上任很久了许多群众还不认识，现在让群众自己推，选出咱自个儿信任的干部，大伙心里踏实。”高滩镇百坝村支部书记徐龙坊去年11月“海推”镇党委副书记人选时，他紧张地填错了两次推荐表，原因是他“从未觉得自己手中的这一票分量有这么重”。

当了20多年村干部的高滩镇三坪村支部书记张贤培则是“头一遭”参与在他看来“挺神秘”的干部选任工作。他不无骄傲地向记者“炫耀”：“自己的干部自己选，咱也当了一回‘组织部长’！”

长期以来，干部的命运几乎完全由组织掌握：职务由组织任命，成绩由组织考核，升降奖惩由组织决定。加上干部选任工作封闭操作、“由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导致小道消息传播，有人竟成了“民间组织部长”。紫阳以民意为导向的干部选任新机制，把群众变成了干部身边的“组织部长”和“纪委书记”。

当地干部告诉记者，“民意调查”如今是紫阳干部任用工作“热词”，作为民调载体的社情民意调查中心也成了县上的“权威”部门。

2012年1月，紫阳县投入60余万元成立全省首家县级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引入“雅典娜”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系统，收录全县18万部群众电话，建立起覆盖全县93.8%城乡家庭的数据库，定期开展专项调查。

县上明确规定，民意调查中群众满意度低于75%的镇村要进行回访调查，如果满意度持续走低，将报县纪检部门对相关干部进行调查。不仅如此，民意评价还是决定各镇、各部门考核排名的重要因素——单位年度目标责任考核中，社情民意测评结果分别占各镇、各部门考评总分的5%、10%。在推荐后备干部时，考核排名靠前的镇和部门适当增加名额，而靠后的则相应递减。

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李晓华告诉记者，过去各单位年度考核前后两名往往只相差零点几分，如今有了民意调查这个硬指标，动辄出现几分的差距，直接影响单位年终奖励、评优以及后备干部推荐名额分配。

去年4月份的一轮调查中，柏杨村群众对镇干部的满意率只有73.33%，综合排名在进入此轮调查的30个村中“倒数第一”。这给联村领导镇综治办主任岳莹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她带着工作组挨家挨户走访，深查群众不满的根源，理清村上的账务，制订通村公路集资遗留问题解决方案，并对部分村组干部作了调整，用实际行动化解了群众怨气，满意度大幅度提高。

鲜明的用人导向，让群众成为干部选拔任用最权威的评判者，“倒逼”干部把群众满意作为工作目标，主动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出乎意料”被提拔的牟远刚、谢应波等人，在满怀激情履新的同时，内心充满了对组织、对群众深深的感激之情：“我们要做的，就是踏实苦干，争取早日做出更好的成绩。”

原载《当代陕西》2014年第六期